中国版《血战钢锯岭》，一天救护47名战友，和俘虏同吃一块饼干

大家好，我是霞姐。喜欢看战争电影的朋友，一定看过《血战钢锯岭》。电影是根据真实战争故事改编的，男性的热血，历史的沧桑，时代的浮沉，都浓缩在这部电影中，令人叹为观止。电影2016年在中国首映，有个意外走进影院的观众看完后惊呼，这不就是盗版我的故事吗？这个观众叫张兴武。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的战役中，他是主攻营9连的卫生员。就在上周五，他来到我们编辑部，讲述了40年前比血战钢锯岭还悲壮的一天。那一天，在老山，到处都是呼喊他的声音。我人生中有两件冥冥中注定的事。先说第一件给你们听听。那是2016年12月，我在昆明参加一场活动，那天是8号。活动结束我就自己先出来了，还鬼使神差走进一家商场，又冥冥中上了四楼。看到一家电影院，我平时从来不去商场看电影，但那天就无意中买了一张电影票，走进了电影院。好巧，是《血战钢锯岭》在国内首映。我之前根本没听说的这个电影，也不知道电影讲什么的。我坐着看完了，心说，妈的，这盗版怎么这么快呀？电影跟我刚讲的完全一样嘛。电影结束没多久，我的电话就响了。是北京总参谋部的一个战友，他在电话里激动地给我说，兴武，赶快去看《血战钢锯岭》，跟你讲的完全一样。是的，我和电影里那个卫生员一样，也是不愿带枪上战场。不仅如此，他救战俘，我也救了，他救了几十个战友，我一天也救了47个。他血战的是钢锯岭，我血战的是老山。我是1982年10月份入伍的，当时刚满16周岁，为了能当兵，就虚报了年龄。你要问我为什么当兵，说实话，就是不爱读书，太调皮了。我是河北定县人，父母都有工作，我又是家里的独苗，在家里，那也是饭要递到嘴边来的。当时，云南那边还在打仗，我们家在内陆，也是知道情况的。家里人也支持我去当兵，没想会不会上战场，主要还是想让我锻炼一下。到了部队后，我还是个娃娃兵，人也机灵，领导很照顾我，可能又看我文化水平是高中，就抽我去做卫生员，其实我初中都还没毕业。很奇怪，在家不爱读书，可到了部队，我学习特别刻苦，门门都在95分以上。一大本厚厚的战地救护书，我背得烂熟。现在回想，要有那劲，什么好大学都能考上。除了学文化知识，就是刻苦练习阵地救护，拿毛巾把眼睛捂上，摸人的伤，打开急救包进行救护，练习不同伤怎么包扎、腿部如何固定。我是118团3营9连唯一的卫生员，权利不小，查房，照顾请假的战士，报告装病的人，等于是连长的眼睛，大家都有一点怕我。我（后排左一）和班里战友们合影连长李玉成对我们训练要求非常严格，爱骂人。我第一次投弹，很紧张，从坑道扔出去，没投远，刚过坑道，连长上去就把我按在地上揍。我知道那是为我好，也不生气。我们连长他是老兵，79年、81年都上过战场，打仗中指挥就很到位，我们非常崇拜他，团里也很重视他。我在部队最不习惯的就是拉练走山路，特别是走梯田田埂，一会儿就摔进去，浑身都是泥巴。云贵川的战友就不一样，走田埂也如履平地，走一晚上最多湿个脚面。我玩得最好的战友就是史光柱，他是4班班长。光柱非常机灵，每次班战术指挥，在我们团都能取得好名次。1984年4月，收复老山战役即将打响。奔赴战场前，我在背囊和野战药箱中塞满了急救包、杜冷丁、吗啡等急救药具药品，还告诉班长说要多带救急包和药品器，我不带枪了。班长一听，不能同意，跟我争吵起来，还踹了我两脚。我也没生气，知道他的出发点是为我好，毕竟战场上随时有可能遇到敌人。但我还是坚持不带，我想我是抢救伤员的，背了枪，急救包就背不了。再说，我带着枪，我是该去战斗，还是该抢救人。我说，如果不带枪我违反军规，等打完仗后，你再处罚我。这事还闹到连长那里，连长出面调解，说我不想背就不背了。上战场的时候，我身上只有四颗手榴弹，但却携带了60个急救包，有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超过了部队规定的连队卫生员标配的好几倍。光柱知道我没带枪，就把他防身用的匕首给了我防身。那不是部队发的，是他个人自制的，他最喜爱的匕首。他还很认真地对我说：“兴武，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你一定要尽量把我的尸体找到！”这把匕首我也没带，被一个河南老兵借走了。我和光柱20年后再见，见面第一句话他就问我，我给你的那把匕首还有没有啊？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正式打响。我们9连作为老山主攻营的左翼攻击连，担负着突破57号高地，夺占50号高地，而后向老山主峰进攻的艰巨任务。按照计划，2排、3排攻打57号高地，拿下阵地。3排转攻为守，既可掩护1排、2排穿越纵深攻击50号高地，又可协助8连正面攻击主峰。57号高地位于老山主峰一侧，离主峰300多米，草深林密，地况复杂。战斗还没开始，敌人就在阵地前沿我军有可能潜伏的区域设立火炮封锁区，进行地毯式轰炸。很快我就遇到了我的第一个伤员。他叫任泉伟，在往敌人阵地冲锋的途中遭到敌人炮火覆盖，腹股沟的动脉被弹片击中，血流个不停。如果伤口低一点在腿上，就好固定住，但这个位置无法止血。我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失声痛哭着却无计可施。他也双手搂着我，对我说你不要管我了，最后，他就以这个姿势牺牲在我怀里的。我来不及悲伤，又有一个战友突然倒下去，我匍匐着过去一看，人不行了，却看不到伤口。我趴在地上，把他的衣服剪开，发现身上有一个小孔，指甲盖还小的弹片，正好打进他的心脏，人就这么没了。更可恶的是，越军没有围绕高地半山腰不间断地埋设地雷，而是有选择地设置不规则雷场。只要是隐蔽处不便于火力覆盖的地方，都埋设了地雷，留下虚虚实实不同的缺口供我军进攻，以便集中火力打击我军。6点30分，上级命令2排发起进攻。光柱率领4班，担任排的主攻班，向敌阵地冲过去。也没时间等着爆破排雷，直接就在雷区上蹚过去了。敌人发现了冲锋中的2排，疯狂地炮火拦阻，封锁他们的进攻路线。光柱灵活指挥，带领战士们继续向前冲击。冲击路上，左侧树林中的敌人就向他打来了几梭子曳光弹，光柱第一次负伤，左小腿中弹。他自己估计伤不重，连伤口都没有看一下，就继续向前冲击。4班轻机枪手秦安金，左脚掌被地雷炸断，我匍匐过去，捆扎好他大腿根的主动脉，让他下去接受治疗。他拖着炸断的脚掌，不听我劝阻，又往前冲过去。4班战士郭从周腿部和肩部被炮弹炸伤，浑身是血，我给他包扎腿部伤口时，急于杀敌的小郭大喊道：“卫生员，请你快点！我还要继续参加战斗！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我刚刚给郭从周包扎好肩部伤口，他就迫不及待的站起身，继续冲向战场。还有一个叫张相华的山东战友，轻机枪手，说话比较粗犷。他是胳膊负伤，我给他包扎的时候，他拿枪指着越军阵地骂，“，我端了他们去。”他妈的我刚给他包扎完了，他就冲上去了。后来，我在50号高地的第一道战壕旁看见了他，他头朝下，头部中弹牺牲。要说我们9连战友，那个个都是勇敢的。战场上还是到处听到“担架，担架……急救包……”的声音。我根本没时间用眼睛去看，因为还要想着怎么包扎、怎么固定，手上不能停。而且，敌人火力猛烈，我只能爬着或者躺着，侧身为战友包扎。好在我的手非常利索，抢救完一个伤员，已经耳朵听出哪边叫声比较近，我就赶紧匍匐过去抢救。经我抢救之后，很多战士都负伤坚持战斗，像5班副班长粟多武胯部负伤，5班班长杨孝，胳膊枪伤、臀部大面积炮弹伤。副连长孙明玉双腿负伤无法站立，依旧不愿撤离，一边坚持指挥，一边为赶来增援的战友指示目标。许多经我救护包扎的战友，像郭从周、田应民、王龙贵、季光能等等，都是负伤包扎后再次投入战斗。炊事班班长文明勇负责搬运重伤员，他的眉骨被敌弹片击中，鲜血涌出，他一手捂着伤口，另一只手将一名重伤员揽在腋下，从暴露在敌人火力的地段，急速飞奔将战友抢送到我身边。我们抢救一个战士，他就能多一些时间战斗。所以，战场上有专门针对卫生员的狙击手。我虽然没有佩戴任何标记，但药箱上依然有小小的红十字标，越军狙击手观察到了以后，就针对性地进行攻击。但万幸的是，我竟然幸运地躲过了全部子弹，连根头发丝都没伤到，实属奇迹。越战中我军的卫生员我印象最深的是救罗光华。他是胳膊负伤，我低姿匍匐爬到他的身边，撕开急救包给他包扎。把罗光华的伤口包扎好后，让罗光华负责两个地雷炸掉的脚掌和脚后跟的伤员后撤，我则继续去抢救其他伤员。刚走出二三十米远，一发炮弹就落在他们身上，三人当场牺牲。四十年了，每当我回想起这3位战友牺牲的情景，常常流泪。我当时离他们那么近，我没事，不就是老天爷要我活着，多救几个人吗？这些人都是我战友的，那都是一起同生入死的，一起入伍的，也都是在一个军旗下，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那还有什么想呢？抢救啊？没什么想的，就是抢救。很快，我带的60个急救包就用完了。老山地况复杂，战前规定，凡是掉队的，迷失方向离开本部的，不管是谁，身处何地，哪里枪响就向哪里靠拢，枪声就是命令。还有其他连的战友加入到9连攻打57、50号高地战斗行列。1连有个班掉队，听到57号高地厮杀，匆匆赶来。几排炮弹砸来，班长和两个战士负伤，我匍匐爬到他们身边，一摸身上的急救包只剩一个，一个急救包如何救护？情急之下，我只能拉上两个轻伤员一起顶着狂轰乱炸到烈士身上搜寻急救包。烈士的急救包也用完了，受伤的战友太多了，绷带没了，战友还在流着血，止不住血，腿没地方固定。我一激动，抓起自己当时穿的白衬衣，用牙咬，用手撕，扯下来布条当绷带，包在战士的伤口上止血。这边战友的伤口还没处理完，另一边又在呼喊卫生员。我扶着伤员，把他送到隐蔽部位，然后又撕衬衫，把布条系在树上当标识，告诉之后上来的担架队，这里有伤员。这件衬衣撕掉三分之一多，破破烂烂的，我就一直穿着，直到从阵地上退下来，在南温河洗衣服时才脱下来，看这件衬衣实在没法穿了，就随手扔掉了。没想到第二天，四个兜的干部来人找我要这件衬衣，说要送到军史馆去展出。我只能说，你们早来一天就好了，刚扔掉。现在说起来，战友们还遗憾呢，说那件衬衣不是你一个人的，那件衬衣应该是国家的，是全世界的。我哪知道，我一个18岁不到的卫生员，哪有那么高的境界，想那么远。战场上，很多时候行为都是本能反应，不可能深思熟虑。记得在一处被炮弹炸断大片树木的丛林中，一个胳膊负伤、正流淌着鲜血的伤员对我吼道:“你是干什么吃的，赶快给老子抢救伤员!”他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军服，是重机枪三连副指导员熊永宁，要求我立即抢救躺在地上的4个重伤员。他是中弹负伤，他们连的通信员负重伤，还有两个战友被炮弹炸伤。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没有辩解，跨了两步来到一名重伤员身边，双膝跪地用最后一个急救包为他包扎。我还太着急，抱着熊副指导员大哭，告诉他我携带的急救包已用完了。此时，他还一边继续带伤指挥战斗，一边通过步话机，向营部报告部队的战况及伤亡情况。我一把抢过指挥员的步话机，哭喊着说:“首长，我是9连卫生员张兴武，我的急救包全部用完了，还有许多伤员急需抢救。如果你们再不送急救包过来，许多伤员就没命了，请求首长马上派人送急救包过来!快!快快!越快越好!”接到我的呼救之后，臧雷营长命令把营指挥所全体人员的急救包都收集起来，命令营部通讯班班长熊自祥务必克服一切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急救包送往9连阵地。等待的时候，我把许多伤员集中在大树下，有的伤员的伤口包扎好了，有的因没有急救包而没有包扎，鲜血不断地从伤口往外涌。熊班长很快赶到9连连部，把将数十个急救包交到李玉成连长的手中，接着就跃入枪林弹雨，飞速原路返回到营指挥所。为此，营长当场宣布给熊班长报请三等功一次。我在老山前线刚拿到急救包，我就听到李副连长在喊我，“卫生员，4班长负伤了。”夺占了57号高地之后，史光柱迅速调整了全排的战斗部署，一鼓作气，和跟上来的代理副连长李金平同志一起，带领战士们开始攻打50号高地。又经过几次受伤之后，李金平副连长踩响了一颗敌人埋设的压发地雷。随着一声爆炸，史光柱被地雷的碎片打倒在地上，脸部被打进几十块地雷碎片，左眼球被炸出眼眶吊在外边。我过去一看，李副连长脚断了，我先给他止血包扎，固定好后，我才在交通壕里找到光柱。光柱已经先后四次负伤，光重伤部位就有八九处，之前包扎的很简单，都散开了，还在流血。光柱他早可以退下战场，但真的是轻伤不下火线，英雄得很。而现在，光柱的左眼球被炸出眼眶，右眼也被两块弹片击中，脸上很多弹片，全肿起来了。现在想想，我应该是他失明前，最后见到的一张脸。当时我就急了呀，这是我最好的战友，赶快给他打了一支杜冷丁止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把他送下阵地，让他活下来。经过急救后，当时阵地已经被我们拿下，就准备和另外5个战友一起护送光柱下火线。没想到，敌人的炮弹还在打，2个战友负伤了，3个战友怕敌人反扑丢失阵地，只好选择继续坚守阵地。阵地刚收复，没有路，雷区也没清理，我只有凭自己的印象去判断，避开地雷带着我最好的兄弟往前冲。我最担心的就是光柱死掉，路上不停喊着他的名字。终于，撤到了57号高地连指挥所里。光柱短暂清醒了一会儿，很快又陷入昏迷之中。我给他打了急救针，看他到处是伤，把能够用的药物都给用上了，并使劲掰开他干裂的嘴唇，勉强喂了一点点水。按理这个时候，应该给他打抗休克、抗感染的急救针，但药早已用完，没办法。我那时是真悔恨自己当初为何不再多带一点急救包和急救药品。差不多半个小时，光柱醒了过来，第一句话却是：“连长，对不起，我没有完成好任务！”我对这句话记得特别深，因为当时就是我扶着他，他突然说出来的。你说，谁听了不感动。光柱永远失去了视力连长命令我迅速把光柱往后送，因担架队目标太大山路太险上不来，我只能一个人把光柱送回团部卫生队。我搀扶着光柱慢慢走，没走多远，他再次昏迷。连续十多个小时的战地救护，我的体力早已严重透支，只能背着光柱一步一步地挪动。后面，实在是背不动，我就用一根背包绳绑住他的武装带，平路我就拽着他走。碰到悬崖，有两三米那种，我就将他吊着慢慢放下去，然后我再下去，到了上坡的地方，又拖着他往坡上拉。有时，拖在地面上的光柱撞在石头和树桩上。每次发生碰撞，我都觉得把他撞痛了。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下来的，他早疼昏了。我倒是记得光柱被撞醒过来一次，他断断续续地说：“兴武兄弟，我快不行了……别管我，你自己撤回安全的地方去吧，这样下去，我们谁也活不了。”我能扔下他不管吗？我是卫生员，也是他的好战友，只要战友还有一口气，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救他呀。路上还真有炮弹打过来，这是后方的越军漫无目的地打炮。炮弹爆炸的瞬间，我一把就将光柱扑倒在地，炸飞的泥土和碎石，落了一身，还好我们安然无恙。几公里路，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跋涉，我终于将光柱送往团部卫生所，团卫生队紧急输血，作了抗休克、抗感染处理后，把他的命保住了。光柱受伤是下午一两点钟，我送完他再返回到连指挥所，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连长又给我了一个任务，要我送一个越南俘虏。连长还说，你送他，他如果要死了，你也死。我知道了，这任务有多么重要。我抢救了一天的战友，刚刚才送回一个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现在要送一个战俘，心里的滋味我说不好。首先是不敢打。连长给我下了命令必须保证他的安全，我得保护他。但心里早想打他了，甚至恨不得枪毙了他，可是我也知道，救一个俘虏就等于抢救了我们一个战友。日后对换俘虏，他能换回我们一个战友。所以只能忍着。这个俘虏右腿伤得不轻，走的时候他只能动一个腿。当天晚上又下了小雨，那个俘虏和我，我们两个披一件战士配备的雨衣。他看着我这边雨衣少了，还扯扯雨衣给我多披一下。下了雨的山坡特别滑，一站起来走就要摔跟头，我和他都蹲在地上，一点点蹭下去的。我身上就剩一块压缩饼干了。他一半，我一半。水壶里还有半壶水，我们吃干的饼干后口渴，也是他一口我一口。路上，我们没有太多交流，俘虏全程都很老实，没有试图逃跑和袭击我。最终，我就是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把俘虏送到团指挥所。我年轻时候的军装照说起来那场景我印象深刻，团指挥所首长都等着这个俘虏呢，帐篷里灯火通明，桌子上放了好几个菜。首长见到我们先安排俘虏吃一顿，然后给我说，你任务完成了，回本阵地去。我也好几天没吃饭了，回去的路上，看见牺牲烈士在地上躺着，还没往下抬，就在他们身上搜东西吃搜水壶的水喝。我就一个人，走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才到我们守的阵地上。刚到防御阵地，见大家开始给自己挖猫耳洞，那是救命的地方。我连续走了几天几夜，实在太困了，刚挖了一个小坑，就坐在里边睡着了。当天的老山战报的头条就有我的名字，授予我为阵地二等功，和“模范战地卫生员”称号。后来，我的战友们讲，他们查了所有资料，一天之内在阵地上救护47个伤员的，唯独我自己。现在想想看，那时候我 18 岁都不到，我也为自己自豪。收复老山后，我们就在老山参与防御作战，直到8月16日才撤下来。那三四个月，我每天都要在雷区中穿梭，跑来跑去看护战友，当时并不觉得危险，大家踩出来的一条小路，跑着就过去了。年轻，心态好，身体素质好。我的18岁生日，也是在老山度过的，连我自己都不记得生日这回事了。都说生日，也是母亲的受难日，这话真不假，我在老山三四个月，人成长了，而我41岁的母亲，三个月头发全白了。4·28战斗打响后，烈士遗物和消息开始陆续往家里送。我母亲是商场的售货员，她单位离邮局不到一公里，她每天都要走去邮局看一眼。这一公里，母亲是用尽全身力气，一步步挪，动不动就坐下来休息，走上好长时间。她是既盼邮局有我的来信，又怕邮局有我的消息。每次到了邮局，她也是不敢进门，在门口徘徊。邮局工作人员隔着门看见她了，跟她摆摆手，告诉她没事，她这才敢再进邮局看看。母亲的头发就这样全白完了。我退下战场后，在医院时赶紧给家里写信，除了报平安，最后还加了一句，战场上太苦，给我寄20块钱，我要买烟抽。等我复原回家，我母亲哭着跟我说，别说20了，就算你要200我也给你寄过去。父母那时工资加起来，一个月才二三十块，可想母亲知道我活着是多么的开心。我的母亲是这样，我那么多牺牲战友的家里，又有多少个白发的母亲，不敢想呀。2020年我和光柱在他的塑像前合影我回家快20年，等来了光柱的电话。光柱在收复老山战斗中，荣立一等功，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他真的很坚强，双目失明后，开始自学写作，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人。光柱创作的作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想着他肯定早忘记我了，没想到他一直在找我。那时候通讯不方便，找人很困难。有一回，光柱去贵州省博物馆剪彩，认识了当地武装部的部长，那个部长正好是我的战友，也是老乡。光柱这才有我的消息，我们通上电话，马上约了见面。20年没见面，一见面他就问我，给你的匕首还在吗？在光柱家，我们喝了一夜的酒，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清醒。光柱名气大，有号召力，他一直在做慈善公益，帮扶伤残老兵和困难烈属，我也就跟着他一起做。那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一般人理解不了的。这些年，我们这些幸存的老战友也经常聚会，免不了要回忆起4·28那一天。很多我自己的事，我都不记得了，他们帮我记着呢。不仅我们9连的战友记得，其他连的战友也都还记得。118团3营机枪3连指导员熊永宁回忆说：“ 担架……担架……这一声声救命的呼叫，是我在老战斗中的亲身经历。每当想起，我泪流满面，因为那是血的教训。老山战斗中，当我们进攻到57号高地时，我通信员负重伤，半小时后，我又中弹负伤。正当我连刘陆昌，马正土，李学斌抢救我时，敌人一发炮弹在我们不远处爆炸，当场炸伤两个，三个血淋淋的躺下，李学斌傻眼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北方小战士出现，他就是九连卫生员，来到我跟前，他抱着我大哭，因为我们都没有救护器材，被先负伤的用完了，他就解下我的绑腿进行止血固定。这时我指挥机传来了教导员刘学帮安慰和鼓励的声音，卫生员接过耳机撕心裂肺的呼叫着担架。那哭声，呼叫声几十年还在我脑海出现。”118团主攻营主攻连8连张川排长也回忆说：“我在攻击阵地前沿，亲眼目睹张兴武抢救我连战土徐明忠全过程，惊心动魂，永生难忘。徐明忠被弹片击中头都天灵盖(前头盖骨，至今缺损，垫钢板)，当时脑浆血水井喷，生命危急，张兴武冒着枪林弹雨，置生命不顾，硬从死神手里抢下一条活生生的生命，至今徐明忠逢人便说此故事，兴武是我们战士活着的英雄，无可非议。”这几年，我每年都回云南，我不去老山，但麻栗坡烈士陵园每次都去。这里躺着的很多烈士，都是通过我的手抢救的，或牺牲以后我整理的遗物，所以我和别人感情不一样。我第一次去，心里真的太伤心。我就说战友们呀，你们别让我上碑前去了，你们上烈士塔来吧，我在这儿陪着你们喝两盅。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不是说作秀的。上墓碑前，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娃娃，而我们都苍老了，心里头能不难受呀。真实的战争太残酷了，用语言形容不了。想想麻栗坡的战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我有家庭，有儿女。他们呢，什么也没有，就墓碑上一张小照片，过个几十年，谁还记得他们，谁还记得我们。我和光柱在麻栗坡祭奠牺牲的战士我前面不是说过有两件冥冥中注定的事吗？给你们说说第二件。2018年，我接受《对话国家英雄》的采访，从浙江回来，在家里喝两天酒，是喝得有点多，但我自己并没什么不适。但9月15号那天，我就突然的想上医院去查查。到医院先看见副院长，我说查个心脏去，他说，你那里不舒服吗？我笑着说，没事，预防为主。然后我就上了7楼心内科，查查心脏，做彩超、CT。医生在电脑上看见检查结果就傻了，说你赶快躺下，给我输上液。我还想，喝酒输什么液。很快，他们把专家们都叫过来了。我心说真有事啊？可我自己什么症状也没有呀。接着，我上了手术台，6个小时大手术，给心脏换了主动脉，还搭了桥。这件事和《血战钢锯岭》，都让我感觉到，冥冥之中，是那些战友在看着我，在保护我了。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这些幸存者，都是为牺牲的战友活。能多活一天，多活一年，就尽自己的能力，多做一点事。所以，对你们记录老兵故事，我是非常支持的，很多老兵都不在了，减的越来越快。抓紧机会搜集我们这点资料，也给以后的年轻人看看。现在有人说，一代人不如一代，我不这样认为，祖国需要到你们，你们也会挺身而出，甚至比我们做得还优秀。因为这种爱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客观来说，张兴武不是擅长讲故事的老兵，但我却莫名被他打动。他一开始就很认真地告诉我，完整连贯的他没法讲，让我来提问，他来回答。张兴武的故事看似零散，但主题明确，就是怎么救护，救一个是一个。现在他能想起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环绕在他记忆里四十年的场景，是真正的刻骨铭心。我也沉浸在他所说的冥冥之中，是呀，他在雷区跑来跑去，竟然毫发无伤，这个奇迹更像一个神谕：他得活着，因为战友需要他。我们总是把奖章送给死者和先烈，歌颂他们为国家和后人做出的牺牲。但我们是否曾想过，战士们其实最想要的嘉奖，是活着看到和平与胜利到来的那一天，而不是成为一座被缅怀的冰冷墓碑。在战场上，为国家而战和为自己而战并不矛盾，死亡在炮火中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相反，活着却难得多，而救活一个人，则难上加难。能给那满山遍野的呼救声，一点活的希望的，只有卫生员，哪怕他还未满18岁。这也是为何一个战地卫生员如此打动我的原因。因为他不仅减轻了士兵对死亡的恐惧，更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勇敢和忠诚。编辑：霞姐 思聪图片来源：张兴武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关注我，看更多真实战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