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身后：沉重题材不再是“残忍景观”，而是个体生命力的表达高地

“活着”，成为了当下最为鲜活和振奋的表达。如果说早期聚焦于社会边缘、癌症病痛等沉重题材的电影，是花费大量笔墨呈现深刻的痛苦与困境，那么当下同类题材的作品，则脱离了这种情绪与苦难的延宕，将个体生命的能动与主体性，聚拢成表达的高地。‍作者：条形码‍‍‍‍‍‍‍‍‍‍‍‍‍‍‍‍‍‍‍‍‍‍‍‍‍‍‍‍‍‍‍‍‍‍‍‍‍‍‍‍‍‍‍‍‍‍‍‍‍‍‍‍‍‍‍‍‍‍‍‍‍‍‍‍‍‍‍‍‍‍‍‍‍‍‍‍‍‍‍‍‍‍‍‍‍‍‍‍‍‍‍‍‍‍‍‍‍‍‍‍‍‍‍‍‍‍‍‍‍‍‍‍‍‍‍‍‍‍‍‍‍‍‍‍‍‍‍‍‍‍‍‍‍‍‍‍‍‍‍‍‍‍‍‍‍‍‍‍‍‍‍‍‍‍‍‍‍‍‍‍‍‍‍‍‍‍‍‍‍‍‍‍‍‍‍‍‍‍‍编辑：蓝二‍‍‍‍‍‍‍‍‍‍‍‍‍‍‍‍‍‍‍‍‍‍‍‍‍‍‍‍‍‍‍‍‍‍‍‍‍‍‍‍‍‍‍‍‍‍‍‍‍‍‍‍‍‍‍‍‍‍‍‍‍‍‍‍‍‍‍‍‍‍‍‍‍‍‍‍‍‍‍‍‍‍‍‍‍‍‍‍‍‍‍‍‍‍‍‍‍‍‍‍‍‍‍‍‍‍‍‍‍‍‍‍‍‍‍‍‍‍‍‍‍‍‍‍‍‍‍‍‍‍‍‍‍版式：王威孱羸的小腿、蜷缩的指节、单薄的身板……《小小的我》在开场第一个镜头，便通过克制的影像呈递出主人公刘春和在身体方面的客观缺陷。然而，当镜头一转，银幕正中赫然出现刘春和扭曲面庞上勉力支起的笑容时，这部电影才让人品出一些不同的况味。这种况味铺陈开来，实则是区别于以往同类题材电影的别开生面。它无意仅聚焦在脑瘫患者等残障人士，因身体的残缺而遭遇的磨难和身心煎熬上，而是往前迈了一小步，静静聆听、细细观察他们的生活。原来，这些不太被大众所关注的边缘人群，同样正在度过自己人生中无数个忽明忽暗的时刻，他们同样正在活着，而且可能是以更为激进大胆的姿态，耀眼地活着。“活着”，成为了当下最为鲜活和振奋的表达。如果说早期聚焦于社会边缘、癌症病痛等沉重题材的电影，是花费大量笔墨呈现深刻的痛苦与困境，那么当下同类题材的作品，则脱离了这种情绪与苦难的延宕，将个体生命的能动与主体性，聚拢成表达的高地。随之而来的变化则是，电影中的主角不再只是悲情英雄、抗癌先锋，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个体。个体所面临的磨难也不再只是血肉剥离的残忍景观，它被一种更为崇高的态度所笼罩。当创作者们尝试不再过度放大主角客观身处的困境，不再将苦难当作获得票房和声量的趁手工具时，诸如《小小的我》这样的电影，才有土壤被孕育，也才能获得观众最真切的反馈。对焦于人，而非对焦苦难‍‍‍‍‍‍‍‍“刘春和是脑瘫，不是傻子。”这是外婆陈素群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这句台词，看似是闲笔，实则是为《小小的我》究竟在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落下极为轻巧的钩子。刘春和虽然是脑瘫，但他智力正常，他想要追寻自由，也拥有情感与生理需求，最为重要的是，他渴望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因而执着于对着生活发出诘问，“我是谁”。自由、爱以及我是谁，共同书写了刘春和的成长史，事实上，少年的成长离不开与女性建立深切的勾连，刘春和也不例外。由此链接的三对人物关系，形成了稳固的三角形，将刘春和牢牢固定在故事的中心位置，作为脑瘫少年，刘春和如何活着，不再是一个问号，而是缓慢而有力地形成了大大的感叹号。母亲、外婆和雅雅，不需要过多的隐喻，便能让观众领悟，她们与刘春和想要寻找的自由、爱以及我是谁，形成了有力的对照关系。而真正将《小小的我》与同类题材电影区别开来的，其实是雅雅与刘春和忽远忽近的暧昧关系。刘春和对于雅雅的好感离不开青春期萌动的欲望，在电影中，导演和编剧并未回避这一点，而是选择将刘春和的欲望剥开，以涌动的欲望让观众真正走近他的内心世界。即便刘春和的面庞因身患脑瘫而扭曲，即便他的身躯佝偻单薄，行动迟缓，但他和其他二十岁的少年一样，高考结束，百无聊赖，发愁这个漫长的暑假应该如何度过，许许多多的美好愿景在他的心中一一浮现，一场生动的成长教育也因此拉开帷幕。这样看来，与其说《小小的我》是一部注视脑瘫患者这类边缘人群的文艺片，莫不如说它是一部有关成长的青春片，苦难并不是它的底色。而在近两年上映的电影中，其实不乏对社会边缘人群细致入微的观察，去年上映的电影《野孩子》，它讲述无家可归的“事实孤儿”抱团取暖，同样没有刻意渲染这群少年自身命运的悲剧性。事实上，这些作品在呈现边缘人群如何活着时，仍然离不开人在困境中的种种即时性的反应，但对焦边缘人群，却又不刻意消费其自身的困境，则是《小小的我》以及近两年来的现实题材电影的共同点之一。说白了，《小小的我》的基调，便是将刘春和当作普通人来注视，他在成长中所面临的喜怒哀乐，具有普世性，当观众选择共情刘春和而非同情他时，影片所要输出的作者表达，已然圆满。电影在生活之中寻找抓手‍‍‍‍‍‍‍‍‍‍‍‍‍近一两年来，取材于真实社会事件或非虚构报道，已经成为了电影创作秘而不宣的一股潮流。无论是《野孩子》、《朝云暮雨》，还是《出走的决心》、《小小的我》，要么依托于社会事件、非虚构报道，要么取材于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原型人物。《小小的我》剧组在成都拍摄时，就曾经联系当地一位脑瘫患者范雄，希望通过他，来了解脑瘫患者的真实生活状态。而编剧游晓颖在接受《新周刊》采访，聊起创作缘起时，也表示自己最初是受到一位老人和她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孙子启发，决定以此为切入，来创作一个关于弱势边缘人群的故事。当现实题材电影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时，创作者又应该如何平衡真实与虚构？从目前上映的几部电影来看，创作者们对于原型故事和人物基本采用“抓大放小”的策略，即保留躯干，填充枝叶。在《小小的我》中，刘春和与三位女性之间驳杂细腻的情感关系，是电影的主线，而这部分的剧情设计虽然是虚构的，但隐藏着的不少细节也能够看出导演与编剧在人物关系和人物塑造上的功力。刘春和喜欢抱着骷髅，缩在行李箱睡觉，不仅暗喻他对于母爱的渴求，也能够看出他内心的孤独；外婆脖子上始终系着的丝巾，则是她对于女儿陈露隐忍却强烈的爱；母亲陈露的衣柜中一尘不染的衣服，以及对于刘春和事无巨细的安排，都能够看出她对于失控和失常的恐惧，自然也是陈露对刘春和既爱又恶的复杂心绪的暗喻。而神秘女孩雅雅看似身体健全，实则内心空虚，这样的人物设计与其说是对女性角色的工具化，不如说是对于健全人的讽刺，因为空虚，所以才会注意到像刘春和这样的边缘人群。除此之外，《小小的我》中母亲与外婆的代际关系，也是导演杨荔钠最为核心的创作表达。而编剧游晓颖在过往作品中表露出的对于人与时代关系的创作核心，在这部电影中亦有所体现。无独有偶，在其他几部电影中，导演和编剧同样填充了大量丰富合理的细节，用以丰满人物，以及合理化故事的走向发展，无论是《野孩子》中马亮带着“弟弟”去餐厅吃霸王餐，还是《出走的决心》里李红被丈夫威逼杀鱼，抑或是《朝云暮雨》里一头红发神情淡漠的常娟，拿着香烟吞云吐雾，创作者添加的种种细节，被影像赋魅，被文本施予隐喻。总体而言，现实题材电影虽然取材于真实社会事件和非虚构写作报道，但即便有真实的人物原型和事件能够托底，创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核心并不会被淹没，真实之上，仍然是戏剧的张力。回归到《小小的我》本身，作为一部描写病症人群的电影，由它也可映照出近两年来国内这一题材的创作变迁。不难看出，《小小的我》对于刘春和如何建构主体性一事，有着异常清晰的脉络递进。无论是加入外婆的合唱团学习打鼓，还是去教育机构应聘老师，去咖啡馆兼职，去驾校考驾照，都是他发挥能动性，寻找构建主体性的关键性动作。而去年的《我们一起摇太阳》，讲述脑癌患者和尿毒症患者之间因一出意外，最终深爱的故事，它的故事核心，是将人与人之间因交往而产生的悸动和真情放大，重塑了情绪叙事，不再是病症题材片大力渲染苦难的老调重弹，而是年轻个体对爱情和生命的深刻探索。事实上，近两年社会场域对于“卖惨”行径，多半抱有反感与抵触的情绪，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当下普通人或许更倾向于的对于苦难叙事的逃离与屏蔽。而诸如《小小的我》、《我们一起摇太阳》等相关电影，放弃了对苦难的渲染以及对情绪的无端放大，而是以生活本身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助燃剂，以人如何构建主体性作为表达的关键一环，以病痛和绝症之下的纯真爱情作为让观众共情的要素，最终得以创作出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物。而这，其实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人们在电影中希望获得的力量。THE END